此人竟然在遵义会议上直接大骂毛主席，挖苦对方根本不懂打仗！
1935年，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会议，不仅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更是对当时以博古、李德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批判。
然而，在这场会议上，却有一个人为了维护博古，站出来批评毛主席，认为他根本不懂得怎么打仗，只是在“纸上谈兵”而已。
这番言论严重的伤害到了毛主席，以至于主席此后曾经多次提起这件事。
这个人究竟是谁？在挖苦过毛主席以后，他后来的结局是怎样的？
在我党内部，有一位杰出的理论宣传家，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党和人民，为国家做出许多突出的贡献。
而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挖苦讽刺主席”就是最知名的事件之一。
(小号最近频繁被关“小黑屋”，频繁被删文，小编有种不祥的预感，或许哪天直接就没了。烦请老铁关注下面两个备用号，以防失联！)
此人名叫凯丰，原名是何克全，后来为了方便进行地下工作，才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并且在此后的人生中一直使用。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时候，凯丰曾经做出错误的选择，支持当时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此还当众大骂毛主席。
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举行会议，针对博古、李德等此前所提出的一些错误的军事规划进行批判，之后，这场会议还针对撤销几人最高指挥权，展开热烈的讨论。
而凯丰当时受到影响，坚决支持博古的想法，直接挖苦毛主席，表示毛主席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只是因为看了《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就觉得自己会打仗。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凯丰并没有违背党内的原则。只是当时的他没有看清形势，彼时我党和红军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事关存亡大事，他支持博古等人的做法，事实上就是一种错误。
虽然在会后，经过中央领导批评以及指导，凯丰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他当时的言论，还是极大的伤害到毛主席，以致于主席日后多次提起这件事。
1962年1月，当时日本官员访华，在会晤期间，毛主席跟一个日本访华代表团的人聊天时，就说起了这件事。
毛主席表示，当时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认为他打仗不够高明，完全是照本宣科，而凯丰提到的两本书毛主席当时只看过《三国演义》，还没阅读《孙子兵法》。
自从被凯丰当众挖苦以后，毛主席回去倒是还特意翻了翻《孙子兵法》，并且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
也是在1962年，3月份的广州会议上，主席再次聊起这件事，表示凯丰自己都没看过《孙子兵法》，却非要说自己是照着这本书指挥打仗，实在是有些滑稽了。
从主席时隔多年后，还几次提起当年凯丰的挖苦，就足以看出毛主席对这件事有多在意。
事实上，当初在遵义会议进行到末尾的时候，凯丰已经认识到博古等人错误的军事计划，但他依然不同意撤销几人的最高指挥权。
当时在会后，凯丰甚至还说“谁对谁错，走着瞧吧！”
然而，他自己都没想到，仅在两个月后他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毛主席的领导。
时隔多年以后，再次回忆起这段经历，凯丰还表示，当时的自己真是太幼稚可笑了，好在有中央领导的批评和开导，自己很快就明白了。
知错就改的凯丰，和大度的毛主席，两人此后在许多政治关口，都始终站在一起，凯丰也坚定的支持毛主席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1935年6月，中央在四川召开会议，并在会上否定张国焘提出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这一决定，还写下一篇长文刊登在中央的报纸上，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进行一顿批判。
凯丰的文章让张国焘十分生气，但凯丰依旧没有停下自己对张国焘批判的脚步。
同年7月，中央再次召开会议，凯丰直接当面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致使恼羞成怒的张国焘对凯丰展开一系列“反击”的行为。
此后，在中央又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凯丰都明确维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央，坚决支持统一，反对张国焘想要分裂红军的行为。
由于此前的种种行为，中央任命凯丰担任中央理论刊物的编委，而凯丰的宣传和理论才能，就从此时开始显现和精进。
1936年1月中旬，中央在会议上确定红军过河东征的计划，由凯丰陪同毛主席等人一起，负责到当地进行宣传工作。
凯丰也没有辜负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他积极向群众宣传，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同年11月底，凯丰陪同毛主席一起，出席由毛主席亲自命名的协会成立大会，这是陕北第一个文艺协会，当时的主任则是著名文学家丁玲，因此这其中的含义重大。
在这场大会上，毛主席还进行讲话祝贺，让这场大会成为陕北地区革命文艺的开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实从此时开始，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凯丰的信任和看重，此后两人更是多次站在一起。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以后，在国内外都引起震动，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召来朱老总、周总理等人开会，一起针对当前的形势进行分析，最终商讨出一个合适的对策，其中同样也有凯丰的身影。
抗大迁到延安并且安顿好以后，由毛主席担任教委会主席，亲自给抗大确立教育方针和校训，同时还指派凯丰为抗大谱写校歌。
凯丰针对毛主席提出的教学方针，以及当下的形势，写出一份歌词交给毛主席审阅，主席看过以后连连夸赞，认为他写的歌词非常符合抗大的理念。
这首校歌后来再经过谱曲，自此开始在延安和各个解放区进行传唱。
不过，凯丰并不是一直都受到毛主席的夸赞，他也做过错事，遭受过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1937年2月，凯丰在延安发表了一篇三万字长文，里面引用很多较早批判张国焘错处的文章，到这里本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凯丰自己却又写下一段不恰当的言论，在当时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就包括我们后来熟知的许世友将军等人，致使他们被捕。
毛主席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立刻召见凯丰进行一番严厉的批评，随后又亲去狱中慰问，许世友痛哭跪地，这场风波才就此化解。
事后凯丰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后，毛主席又让他继续主持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还让他到抗大指导。
曾经挖苦过毛主席，后又跟随毛主席，凯丰的革命事业不可谓不传奇，那他后来的结局如何？
1940年开始，中央依据国内外当时的形势做出指示，要大力发展文化运动，并希望能动员各阶层的文化人士，以及青年学生一同参加。
南方局接到组织上的指示后，立刻决定让周总理和凯丰负责这一工作，凯丰担任南方局文委书记一职。
当时，国内一些有名的文化人士都和凯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郭沫若、田汉、老舍和徐悲鸿等人，凯丰会及时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指示，并且通过他们指导文艺界抗敌工作，营救出很多进步人士。
随后，在周总理和凯丰的帮助下，重庆成立文工会，由郭沫若先生作为领头人，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在当地展开进步文化的活动。
这年11月，中央将凯丰调回延安工作，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负责宣传党的文化和干部教育工作。
等抗战结束后，中央需要派一批干部到东北，凯丰就在其中，在中共东北局担任委员和宣传部部长，继续发挥自己宣传和理论的才能。
1945年11月，凯丰主持领导创办了东北局的机关报纸，在该报成立这一周年的时候，凯丰还给毛主席去信，希望主席能为报刊题写报名。
毛主席很乐意为凯丰主办的报纸题名，并且还在信中问候凯丰的身体如何，由此可见两人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
1952年上半年，凯丰兼任沈阳一把手，当他看到宣传部拟定的拍摄草案时，认为其中有领导人出现的镜头非常不妥当，于是就把这一问题反映给毛主席。
而当时担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得知后非常生气，认为凯丰越过他直接找毛主席提意见，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两人之间由此产生误会，进而引发一些摩擦。
高岗还给毛主席发去电报，诉说自己对凯丰的不满。毛主席第二天就回复高岗，认为凯丰的意见非常正确，并表示凯丰有意见给自己发电报，是非常正确的，以后凯丰想拍电报就只管拍。
主席的话让高岗略显尴尬，他只好把矛头继续对准凯丰，导致凯丰在东北工作进行的有些困难。
1953年凯丰被调回中央，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所在的岗位和负责的工作极其重要。
只可惜凯丰因为患病身体不好，两年后就离开人世，年仅49岁。
凯丰的一生，几乎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国家事业当中，尤其是对党的青年工作，以及理论宣传方面，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他虽然曾经受到错误影响，产生错误的想法，还曾经对毛主席进行挖苦，但是他又能在党中央的批评和指导下，及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坚定地拥护毛主席，这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
虽然在此后的工作中，凯丰也曾犯过一些小错，但是在毛主席的引导下，他能及时纠正，还诚恳的做出自我批评并尽力调整，不愧是我党优秀的革命战士之一。
凯丰的一生对事业忠心、对国家尽心，对人民坦荡，他始终带着朝气，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和人民，是后世学习的楷模。
【外一篇】
再聊聊凯丰同志
凯丰是江西萍乡人，1906年出生，原名何克全，做地下工作时为安全需要，化名开封，因为开封不像人名，后来改为凯丰。
凯丰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经陈洪时（曾任中央苏区的湘赣省委书记，后成为叛徒）介绍入团。
1927年国共分裂后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时追随王明博古，成为28个半成员之一（当时还只是团员）。
1930年毕业回国，经博古介绍加入中共，先后担任广东省团委书记、团中央书记，后随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
因为跟博古关系特别铁，刚入党没几个月的他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就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中央苏区四大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其实本应是五大代表人物，即加上杨尚昆，杨也是28个半成员，比凯丰资格老，1926年就入党了，但他到中央苏区后不久就调到军队工作，先后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六届五中全会也只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没有进入中央领导层，地位也就低一些。
不过祸兮福所伏，这段经历反而让他几十年后成了36位军事家之一。
凯丰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斥责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只凭《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本来毛泽东没读过《孙子兵法》，就因为凯丰的刺激，到延安后还真找来《孙子兵法》研究一番，结果军事水平大涨。
凯丰斥责毛泽东时，遵义会议风向已经变了，大多数人都表态支持毛泽东观点，博古正处于受批判地位，但凯丰此时出于哥们义气，力挺博古，会后还力劝博古不要交权，说明他此时宗派主义思想还是很严重的。
不过，到扎西会议时，凯丰已经认识到自己错误了，表态拥护毛泽东的领导，甚至说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不过，虽然他宣布拥护毛泽东，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他并没有一朝一夕就能学到，后来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
长征期间，他两度担任九军团中央代表。第一次是长征出发前，军团政委还是蔡树藩，第二次是扎西会议后，军团政委已经改为何长工。
众所周知，四渡赤水后九军团奉命断后牵制敌人，但完成任务后，由于干部团的疏忽，导致误拆掉浮桥。九军团没法过江了，只好单独行动，在滇黔川三省之间打游击，行动持续了数月，比主力红军多走三千里地，吃够了苦头。
后来罗炳辉、何长工在党中央单独北上后立场不稳投靠张国焘，也跟这段时间被中央抛弃心生怨气有关。
我觉得此事凯丰可能要负一定责任，因为他们这些教条宗派主义者比较喜欢党内斗争，言论又充满党八股文风，所以当中央代表时可能表现比较恶劣，导致罗、何等人对他、进而对中央不满。
罗、何曾在四方面军干部大会上控诉中央的所谓“劣迹”，但罗、何并非中央领导，很多中央高层的事情他们未必知道，很可能是凯丰担任中央代表时跟罗、何流露过什么，此时被罗、何拿出来用作炮弹。不过我的这些怀疑都没有论据支撑，属于大胆假设。
红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主要是因为张国焘妄图攫取党和红军最高权力，想搞枪指挥党，但凯丰等教条主义者也有一定责任。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曾写文章指责红四政治落后、逃跑主义等等，导致红四广大指战员对一方面军不满，认为中央瞧不起红四，两军关系从最初的亲密友好变成互相不满。
后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凯丰又进行错误引导，把中央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扩大到红四广大指战员身上，骂他们是军阀土匪作风，直接导致了许世友等人计划回四川打游击。此事惹得毛主席大怒，痛斥凯丰一番。
说起来凯丰与张国焘还是老乡，都是萍乡人，他跟张国焘的弟弟张国庶（曾任江西省委书记，革命烈士）还是中学同学，一起闹过学潮，但他对张国焘似乎一直不感冒，大概是张国焘在苏联时曾被王明等人视为老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缘故吧。
延安时期是凯丰一生最辉煌的时间，此时的他深受毛主席信任，先是担任中宣部长，后在洛川会议上升为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初期，他是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七大成员之一，中央总学委五大成员之一，也就是当时中央领导的核心成员。
他最出彩的两件事也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一个是协助毛主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为中国革命文艺指明了方向，因此名标青史，凯丰作为会议的组织者领导者也功莫大焉。
另一个是写了著名的抗大校歌（现在还是国防大学校歌），这首歌写的非常棒！“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凯丰的好运到中共七大时戛然而止，因为他在这次大会上落选中央委员。本来他是列入中委候选人名单的，但伍修权在大会上一次发言给他造成了灭顶之灾。伍修权揭发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遵义会议决议。
要知道七大刚刚树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主席的威望正如日中天，凯丰竟敢指责毛主席，那还了得？
而且伍修权不是小组会上随便说说，是在全体大会上发言，代表们人人都听到了。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延安整风就是为了批判教条主义，而凯丰又是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两相叠加，想不落选都不行。
与他同时落选的还有王稼祥，（王明、博古因为要给苏联显示党内团结，所以必须保证当选，）但王稼祥功劳实在太大，两次（加上宁都会议就是三次）在关键时刻力挺毛主席，所以毛主席亲自为王稼祥拉票，从而成为候补中委第二名。
凯丰就没这好运了。其实毛主席对凯丰也不错，抗战八年，不管是在长江局、南方局还是在延安，凯丰都深受毛主席信任，但毛主席也不能过于违逆民意，所以没为凯丰拉票。
事后毛主席感到惋惜和无奈，特意到凯丰家给他解释半天。七大后，凯丰调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属于断崖式降级。
解放战争时期，凯丰调东北工作，（他在中央政研室的工作由王明接任，）先后担任东北局宣传部长、东北局常委兼沈阳市委书记。
这段时间总体而言他干的很好，但在东北农村的土改工作中也犯过左倾错误，这个错误在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中有所描写，不过改编成电影就没有了。
1952年五马进京时，凯丰也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后兼任马列学院院长，）但他不愿进京，可能是不想再进入中枢，或者是对有些人有意见。中央专门派徐特立胡乔木到东北劝驾，甚至朱德来沈阳亲自做工作，他才同意了。
凯丰理论水平很高，据他说曾通读过三遍《资本论》，写作水平也高，在党内也是一支笔杆子。
在东北时，高级领导干部写文章发表前都要让凯丰最后把关，就好像中央领导人写文章发表前要让胡乔木把关一样。
后来到北京，毛主席也很看重凯丰的文笔，写好文章后经常要凯丰帮助再斟酌一下。要不是英年早逝，凯丰应该能和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齐名。
1955年，凯丰因肝癌晚期去世，年仅49岁。他的治丧委员会主任是邓小平，副主任是陆定一、徐特立等中宣部正副部长，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张闻天、郭沫若等。
凯丰一生结过四次婚，第一个孙氏是包办婚姻，凯丰参加革命后，她在家苦守寒窑十几年，吃尽了苦，熬到抗战也没见到凯丰一面，后听说凯丰在武汉被日本飞机炸死，精神支柱倒塌，抑郁而终。第二个老婆廖似光最有名，两人是做地下工作时由假夫妻变成真夫妻的，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2名女战士之一。
1942年凯丰移情别恋，爱上来延安的女青年王茜，愤怒的廖似光拔刀捅伤王茜，凯丰也受了伤，廖似光找毛主席告状，但最后中央还是决定让他俩离婚了。解放后廖似光担任过广东省重工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活了90多岁。
第三个王茜，跟着凯丰到东北后，因为东北匪患严重，她经常替凯丰担心，导致精神压力太大，1947年得了精神病，一直在沈阳的医院里，七十年代去世。
最后一个赵淑璧比凯丰小20多岁，两人1953年结婚，两年后凯丰病逝，赵淑璧没有再婚，一直抚养凯丰的孩子，倒也算一往情深。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在延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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